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历史(先秦诸子)

最近看的中国哲学史的书也不少,包括民国大师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新儒学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十九讲》,在B站看了北大杨立华老师的《中国哲学史下》,但是不读原著还是永远无法入门,令本人感兴趣的倒不是古人思想能给我们什么思路和指导,而是延续到现代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因而个人感觉还是要以历史的方式梳理下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脉络。

春秋儒道奠基

中国有记录的哲学思想从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儒家开始,有趣的地方在于儒家是一种从民间诞生的完整继承官方思想传统的学说:孔子鉴于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混乱现状,提出以仁为核心重新构建恢复周代的礼乐秩序体系。这个秩序体系继承自上古三代的官方传统,由周代开国功臣周公旦完善奠定,是以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祭祀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社会体系。但是除政治外,孔子思想更针对的是下层的士人阶层和上层的普通国民的生活伦理,他鼓励所有士人不断学习六艺和上古经典来追求个人的道德完整修养以至于能够帮助天下恢复秩序。儒家鼓励学习并实践各种古代经典,由此开创了中国更详细的历史记录和总结的传统。

因为符合官方传统并且推崇教学,儒家很快在民间就变为显学。此时唯一可以与儒家对抗的思想是墨子创立的墨家,与儒家推崇的有严格等级的仁爱不同,墨家推崇兼爱,即无差别的爱。从形态上墨家更像基督教,信奉人人平等,上天爱人人,墨家就差一个唯一的人格神来保证教义的可执行(墨家极信鬼神,不过这个鬼神人格化不明显,因而不能借此构建有效的指导与思想核心),不过在当时这种类似宗教的思想团体自然也很容易在民间推广。另外此两家思想可以迅速发展的历史前提是春秋末期的弭兵之盟(公元前546年),发生在长江以北的齐、晋、宋等大国间的大规模争霸战争自此结束,中原地区有了近百年的和平发展期。

在儒墨两家主流思想外,另有一派原创思想在此时横空出世,且仅一部《道德经》流传,后世因此称之为道家。但千万不可将道家理解为儒墨两家那样的有组织的团体,而应该视为一种思维方式,甚至可能只是极个别人的思维方式,所以称为“道家思想”更为合适。但是与墨家的粗糙文本和儒家的继承经典不同,《道德经》所记录的原创思想成熟度异常之高,以至于到今天都难以望其项背,其由存粹的思想概念“道”来推演世界的形成规律且完全不刻意追求对象化和形象化的描述方式来描述世界以无为求有为的本源逻辑,这种充满理性辩证的思维方式也与另外两家格外不同。个人感觉可能出自真正从政者的手笔。因此我们也绝不可将其仅仅视为后世道教的宗教思想源头,实际道德经里没有强调什么阴阳,当然更没有什么八卦,这些都是后世道教里融合儒家的思想,大家要特别注意(太极阴阳八卦全是儒家的思想,五行来自阴阳家,道家只有抽象概念)。此思想在后世衍生出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大思想流派,特别是脱胎于黄老学派的法家,几乎主宰了后世的实操层面。当然还有接下来要说的兵家

《孙子兵法》相传由孙武所作,在总结军事对抗的思想成熟度也是非常高,后世也同样没有超过的作品诞生。 这部兵法除了军事理论总结外同样也包含有最核心的哲学思想,一个是对成本的无限追求,另一个关键就是所谓的“势”,将军一定要认识“势”来用兵决胜,这种对变化状态的描述明显跟《道德经》中的“道”描述很类似,而且跟战国时期黄老思想有相似相通性。

此时候儒墨两家都在奠基阶段,只有初略的实践方法,尚没有发展出体系的思想,更不能直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而道家兵家则已经非常成熟,后世只能由此衍生新思路而难以超越,不过此二家在这个时候并未真正流行开来,要等到战国才有大发展。

战国百家争鸣

进入战国中期后中国哲学思想发展进入了黄金期,此时战国七雄处于三强争霸的均势当中,天下以秦、齐、楚三国为核心,各国或者合纵或者连横组成军事联盟进行游说谈判,而大规模战争仅偶有发生,这种动态平衡的和平环境为思想传承提供了极佳的教学环境,同时一触即发的激烈冲突国际形势又为各种思想快速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先有儒家的子夏在魏国创立“西河学派”广收门徒,后有齐国建立国家级别的智库机构“稷下学宫”。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各种思想家在此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后世因而称为“百家争鸣”。被稷下学宫承认的思想家会被齐国奉为上大夫,享受极高的物质待遇,而且可以“不治而议论”,即只发表意见而不用进行任何治理工作,这种极其宽松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各种思想的哲人来到此地讲学,故称“百家”。而此阶段的各思想家都会以奇言巧思为先,以求夺人耳目,而且通常都是雄辩之士,以求能够舌战群雄而成为“祭酒”来主持学宫的工作,所以才有“争鸣”。

首先执牛耳的学派是黄老,该思潮衍生于“道家思想”而后思想内容发展又极其纷杂,主流核心思想是以变化的“道”来构成认知关键,主张要顺应认识“势”或“道”并做到无为而治,代表人物有彭蒙、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申不害等一批人,都曾奉为稷下学宫的上大夫,可以看出该派在齐国基本是主流官方思想,但各种思想因为秦始皇焚书而导致散失。从现在仅存的只言片语来看,彭蒙是该学派最早的老师,核心思想讲究“齐物”,即人要完整的认识整个自然,从而能够学习达到自然永远长存的状态。他的学生有田骈,其思想在强调齐物的同时还更进一步强调变化一定要有规则限制,因而引入了法治,中国古代所谓的法就是强调什么不能做的禁止条令,与儒家礼治强调推荐做什么怎么做的相对,即“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

与田骈思想类似的有慎到,其继承“道家思想”否认贤智人才的直接治理作用,而推崇依靠君王根据认识“势”的变化不断制定法律从而规范百官和百姓的行为而达到治理的效果。总结来看就是推崇君主根据形势环境来立法,行法治废人治,行法治废德治,因而慎到也被认为是法家“势”派思想的代表人物,但实际他的思想完全出自道家思想。而所谓法家也跟道家一样,并不存在什么学派或团体,而仅仅是后世对此一类思想的归纳总结。慎到倒是黄老一脉的学术传承,而法家“术”派思想代表人物申不害也同出于黄老,但可能并不是一门,对于臣民用法来规范行为这是一致的,其思想区别在于他认为君王自身还得用术来操控群臣,即辅助使用另一套不对外宣称的潜规则来操纵政治,对外表现上君主无为(自然也不会触犯法),而实际暗地里因“势”而无所不为。最佳体现就是明朝嘉靖皇帝的运作,臣下因为畏惧君主的神秘权威而主动揣摩君主的心思并把君主想办到的事情完成。申不害在韩国担任相国十五年,韩国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因而国治兵强。

另外一个法家大名鼎鼎的“法”派思想代表人物商鞅的思想则不出自黄老,而出自西河学派,据说师承于尸佼,是对儒家学说的另一种发展,物质上强民这个观点与儒家是一致的,所不同在于其理论强调要在思想上刻意弱民,让民众无知且畏惧统治者,这样就方便使用法治来进行统治与驱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法要针对当前形势全新设计一套,不需要遵守或迷信任何传统。商鞅在秦国变法,一战收复河西之地,秦国逐渐以虎狼之国的形态登上战国舞台。

当时齐国官方上层主流思想是黄老,但是民间下层主流思想却主要被杨朱和墨家瓜分。毕竟上层人重点关注的是如何治理民众而达到争霸天下的问题,而民间下层人民却关注如何在乱世中生存的问题,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很受下层民众欢迎。杨朱的思想同样衍生自“道家思想”,其思想特别强调突出了保存的作用,推崇极端利己主义,即“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就是说坚决不为国家或集体来付出个人利益乃至犯险。他的理论是所有人都贵己从而全部不作为,自然天下也就安定了。显然对于受够了战乱之苦的百姓来说他的思想也非常有吸引力,但对统治者来说则明显恰恰相反。

接着出来挑战黄老官方思想的是儒家的代表孟子,后世因为传承称这支为思孟学派,其思想主张不断发扬人性中的善从而施行仁政而达到治理的效果。在当时无论黄老或杨朱学派乃至其他各家学说的辩论角度都集中在“如何让人感到有利从而引导人做事”的情况下,孟子却强调不言利而求义,思路为之一新。他强调民贵君轻,要藏富于民,用仁政争取民众支持,用道德感化民众信赖,从而能够一统天下。孟子在齐国第二代君主齐宣王那里很受重视,一度成为稷下学宫里的上卿,但最终因为处理燕国事务建议不当而得罪于齐宣王,仍然不能施行他的仁政思想。与孟子论辩的思想流派除了盛行民间的杨朱和墨家,还有民间小众流派的农家和官方的非主流思想流派名家。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要求统治者亲历亲为农活,一切政治活动以农业为根本。因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孟子不得不在稷下被迫进行论战。 不过农家出自民间朴素思想,理论实在不能跟孟子一辩,后世也自然没了传承。

名家是战国官方的非主流学派,是对黄老思想经常的挑战者,代表人物是惠施、公孙龙、尹文、宋钘等,他们的思想因为特别标新立异,有诡辩性,在当时纵横天下的外交环境中很受用,因而受到各国执政者重视。惠施甚至出任魏国的相国,主持齐魏楚联盟共同抗秦。名家主要由辩者构成,重视严谨的逻辑思维,因为是挑战者的身份,所以经常会给稷下的官方学者们出逻辑难题。后世总结起来至少有历物十题和辩者二十一事,代表性问题比如”白马非马“和”坚白石二“,都是讨论名称、实质、属性的区别,找语言学中的逻辑矛盾处进行诡辩。

此时除这些积极入世的学问外,道家思想另外诞生了一脉民间思想,崇尚真正的无为,代表人物是季真和庄子,特别是庄子的学说,后世称为老庄与黄老相区分,该学说希望通过自身修炼以达到内心的逍遥从而恢复到最自然的完全自由的境界。其思想的精彩之处在于通过理性逻辑对儒、黄老、墨、名这四家思想的终极追求都进行了解构,做了极其深刻的批判,因此虽然在当时不是显学,却在后世成为主流学说。庄子与惠施作为好友,切磋辩术学问,也互有学习借鉴。

随着战国形势发展,楚国被秦齐两国彻底击溃,可以合纵连横的三强争霸军事均势被打破,秦齐两国的统一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稷下学宫也明显体现在不再以无为的黄老为主流学说而改用积极有为的阴阳家和儒家两家学说,此阶段邹衍和荀况接连长期成为稷下学宫的祭酒。

邹衍提出五行概念来解释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同时提出五德来解释王朝兴衰更替,以五德来指导帝王如何执政才能取得天下或保存政权的长久,比如周朝是火德,因此想取代它就必须用水德,那么上至礼仪下至服饰等各种习惯都相应修改,王国积累的水德多了自然就会取代前一王朝而获得执政地位啦。可见阴阳家并无实际执政理论或修行理论,更多的是提供宇宙形成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解释猜想,但是这种异想天开颇为迎合帝王爱慕虚荣的心理,因此特别受到想一统天下的齐闵王重视。后来齐闵王导致齐国衰败后,阴阳家这套在齐国肯定没法使用了,就开始考虑采用荀况的儒学来富国强兵。

荀子儒学与思孟学派不同,感觉更像西河学派,在强调礼的建立的同时也强调法的使用,其理论不指望能够激发人性的善来推行仁政,而期望于使用法来消除人性的恶。在他的观点中个人学习并不是用来激发本性中的善,而是要学会克制本性中的恶,因此要靠礼教来教育人不做恶,同时用法来惩罚罪恶并加强礼教。另外他一改之前所有哲人的天人观念,认为天道与人间是完全无关的,不能期望通过尽人事而顺应天道,相反要通过制天命而为人所用,即充分利用自然规律为人所用。很明显他的思想非常实用主义,要以最现实的态度和作为来达到孔子期待的效果。

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子本人更是融会贯通黄老与荀子儒家各派学说,成为法家集大成者,他主张尊君卑臣,取消所有贵族,君王用法、术、势相结合来驾驭天下,对民众则不再使用礼治教化而完全采用新制定的律条加强统治,对大臣则采用新的制度并辅以权术来监督威慑,皇帝独掌大权又无需作为,而只要顺势立法即可,从而“君无为,法无不为”。他的学说因为秦始皇的欣赏而正式成为秦朝的官方学说。

可惜这个学说对君主个人素质要求太高,秦始皇一死,天下就分崩离析。

本文是全系列中第2 / 5篇: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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